西方政界人士和领导人们一直都在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才能让自己的经济更具韧性。在此次大流行期间，为遏制疫情而采取的封锁措施暴露了供应链的严重脆弱性，特别是医疗设备制造业务的供应链。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表示，政策制定者应该将去全球化的举措视为专注于供应链的韧性，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就业保护上。安联的首席经济顾问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ed El-Erian）则预计，全球化程度将会下降，生产力的活力将会减弱，而工业集中度则将变得更高。他认为各国应该共同努力，遵守“全球化规则”。

　　正如政客们指出新冠病毒疫情导致港口不得不被迫关闭一样，其他许多行业也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

　　诺贝尔奖获得者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希望，这种病毒可能成为新兴经济体能够提高竞争力的一个亮点。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和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则认为，新冠病毒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将会终结。奥尼尔指出，比如说苹果公司不太可能停止在中国销售iPhone。萨克斯认为，更偏远地区的劳动力有助于将最聪明的人才带到更多的工作岗位，从而增加就业的全球化性质。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指出，航运集装箱经济并不是新冠肺炎病原体的内在传播者，因此这一点不太可能发生改变。但他发出警告称，可能受到影响的是与跨国制造商品相关的人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