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年底的税改法案之后，特朗普又发布了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支出计划，扩张性财政政策达到了新的顶峰。然而，对于美国经济在过热前的增长速度上限，美联储的判断却与特朗普存在重大差异，这就意味着出于对过热和通胀的忧虑，联储完全可能以更大力度的加息来应对，让特朗普的经济提速意图受到釜底抽薪的打击。到了那时，特朗普与联储的正面冲突就将上演。“也可能在某日午夜，我们突然就会看到一条总统先生关于鲍威尔的推特。”最新一期《彭博商业周刊》就以封面报道的形式对此进行了深度分析，以下即文章全文：

　　长期以来，很多观察家都相信，围绕着利率政策，美联储和白宫迟早要来一场正面冲突，但是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预期中的冲突却一再延期。股市在上涨，经济在扩张，联储的任何行为都没有能够打断“野兽精神”。特朗普总统和耶伦（Janet Yellen）主席的相处似乎也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平静期现在已经宣告结束。投资者日益相信，在新领导层主持下，联储正越来越严肃地考虑阻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而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他们肯定会加快行动速度。

　　由于2月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报告称1月间平均时薪同比增长2.9%，达到2009年以来的最快速度，标普500指数当日下跌2%，下一个交易日再跌4%。显然，市场意识到，工资的强势增长使得联储激进加息，以遏制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大幅度提升了。

　　对于美股的大跌，特朗普总统显然不能等闲视之，毕竟他此前曾经多次宣称，股市的大涨正是因为自己成为了总统的缘故。1月30日，他还在国情咨文当中吹嘘，自己当选以来，“股市一次又一次刷新历史纪录，创造出了8万亿美元的财富”。2月7日，特朗普发推说，股市下跌是个“巨大的错误”，因为“我们拥有这么多经济方面的好消息”。

　　如果说特朗普现在感到了困窘和慌乱，那么接下来，他很可能要找个替罪羊了，而2月5日刚刚宣誓就职的联储新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或许就是个不错的选择。联储从法理上说是一家独立的机构，但是鲍威尔还是必须接受国会质询的，而总统对国会当然也有影响力。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Adam Posen）本人也曾经为英国央行工作，他表示： “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联储是生活在对白宫的恐惧之中的，但是我想，对于国会，他们肯定还是有一点害怕或者说尊重的。”

　　哪怕特朗普真的施加压力，要求联储保持低利率，他也不会成为第一个这么做的美国总统。早在1965年，约翰逊总统就曾经试图影响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主席的政策，但未能如愿，而后来，尼克松总统成功地迫使马丁的后任伯恩斯（Arthur Burns）于1971年降息，结果是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失控。波森表示，他觉得联储的加息力度要非常大，才能让他们卷入和总统的正面冲突。然而，如果特朗普真的感到不快了，他几乎注定是不可能控制住自己的言论的。哈佛经济学家罗格夫（Kenneth Rogoff）直言：“也可能在某日午夜，我们突然就会看到一条总统先生关于鲍威尔的推特。”

　　历史视角看来，这最初的冲突很可能将成为一个新时代，“宽松货币终结”时代到来的标志。上一次金融危机之后，伴随更大央行纷纷将政策利率调降至零，甚至负数，以对抗全球性衰退，融资成本大幅度降低。同时，不少央行还执行了债券购买计划，以压低长期利率。在主要央行中，美国联储是第一个启动利率政策正常化进程的，因为美国经济的复苏是最快的。其他央行都在密切关注着美国的实验，尽管按照传统，他们并不能随便评论别国央行的表现，但是美国正常化进程中积累的经验对于他们未来的正常化操作显然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

　　特朗普入主白宫的第一年，就一直致力于进一步提升业已达到或极端接近充分就业的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而这种努力至减税法案的通过达到了顶点。市场的动荡至多只能起到让事物降温的作用，但是减税不同，完全可能迫使联储加快加息的速度，阻碍特朗普希望看到的经济加速增长发生。

　　在达到过热地步前，美国经济扩张速度的上限何在？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联储和特朗普的判断是有着重大差异的。联储最新的长期增长率预期是1.8%到1.9%，而特朗普12月间曾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我看不到任何无法达成4%、5%，乃至6%增速的理由”。

　　耶伦之前的加息动作之所以一直没有惹恼特朗普，是因为投资者一直轻松面对，不以为意的缘故。根据彭博的美国金融环境指数，现在和2015年底加息开始时相比，支出和投资所需资金其实是更加容易获得了，而非相反。

　　可是现在，投资者恐怕就很难再不以为意了。去年9月以来，联邦基金期货交易者们对未来两年后联邦基金水平的预期足足提升了1个百分点，达到了2.4%。债市指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9月的2%一路上扬到了2月6日的2.8%。如果利率再继续走高，共和党人恐怕就要对联储开火，指责他们故意在中期选举前搞政治阴谋了。

　　鲍威尔本人是一名共和党人，普林斯顿和乔治城大学毕业的律师，在政府和华尔街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他曾经为老布什政府工作，在私募股权公司凯雷集团任合伙人，做过两党政策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2011年由奥巴马总统提名成为联储理事。2月4日，即宣誓成为新主席的前一天，他刚刚过完65岁生日。

　　从各种迹象看，鲍威尔是有能力处理自己面对的压力的。1991年，在处理新英格兰银行破产和所罗门兄弟国债交易丑闻时，他的表现都沉着老辣，可圈可点。2011年，在为两党政策研究中心工作时，他曾经警告共和党人必须提高债务上限，不能让美国违约。纽约咨询公司MacroPolicy Perspectives的创始人、总裁科隆纳多（Julia Coronado）也曾是联储的一员，他表示：“在我看来，他绝不会毫不负责地一味讨好总统。”

　　鲍威尔或许真的需要拿出点硬骨头来。“我确实担心联储政治化的压力。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有着那么多的理由去这么做。”曾任费城联储行长的普罗瑟（Charles Plosser）直言，“压力只能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