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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捷克央行行长:成功而渐进的资本账户自由化不多见

2012年07月27日 01:58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字体:

  作为欧盟国家中的非欧元区成员国,同时也是目前欧洲颇为“稀缺”的债权国和储蓄国,捷克虽小,但在整个欧盟体系中特点鲜明。对于依旧看不到曙光的欧债危机和金融改革,来自捷克的感受和见解自然也是独具特色。

  在OMFIF伦敦年会的间隙,捷克央行行长米罗斯拉夫·辛格(Miroslav Singer)接受了独家专访。这位44岁的“少壮派”央行行长学计量经济学出身,在公共和私营部门均有丰富经验。针对希腊危机的解决方案,辛格观点鲜明,认为希腊的有序退出于人于己都有利,而“造成的损害也不如人们害怕的那么大”。

  巧合的是,花旗银行刚刚将希腊在未来12~18个月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从早先的50%~75%调高到了90%。

  作为东欧比较成功的所谓“转型”国家之一,捷克在金融改革过程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在辛格看来,渐进而成功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很难实现,很多事情可能会让你措手不及。他真诚而坦率地说:“中国已经设定了5年内资本账户自由化的目标,但要做到既不半途而废又不加速会非常困难。”

  希腊有序退出于人于己都有利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今年1月时表示,除非欧洲愿意为希腊提供大量融资,否则这个国家就会离开欧元区。如今虽然已经时过境迁,但欧债危机依旧远未解决。从中期看,你是否依然认为希腊离开欧元区是最好的选择?

  辛格:你援引的观点只是当时引用我观点的一条新闻标题而已,但事实上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解决方法。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对希腊进行有序、良好的改革,同时伴随着有序的希腊退出(Grexit)。即使希腊退出,也会是有序进行的,这会比强迫希腊退出付出更少代价。一旦你比较一下后果,就会发现这样于人于己都有利,造成的损害也不如人们害怕的那么大。希腊要求改变救助条款,这无异于要求更多援助。我并不惊讶,因为希腊的财务状况基本上是无法持续的。尽管还没有人提起,但我不清楚希腊是否会在今年年底之前需要第三轮救助。

  日报:你们是否用任何模型计算过,如果希腊退出,会付出多大代价?

  辛格:代价是不可能确切计算出来的。人们不需要一个模型,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数据。希腊央行可能会有相关的宏观经济模型,有关希腊的竞争力、资产负债表等。

  日报:你认为希腊最终退出欧元区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吗?

  辛格:不,我只是说,最终希腊会得到更多援助。

  日报:那么希腊该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来走出危机?你认为希腊能否最终找到走出危机的办法?

  辛格:我不认为希腊目前能找到任何方法来促进经济增长。希腊已经没有偿付能力,即使在获得救助之后,他们的债务水平依然过高。他们获得的救助金只是杯水车薪。他们也许会为了满足救助国的要求而采取更多改革措施,这可能会在短期内有所帮助,但长期内他们依然无力促进增长。事情就是这样。他们除了重新谈判,别无他法。

  日报:目前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融资成本也很高,同时欧洲银行业又亟待注资,你认为欧元区金融防火墙——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和欧洲稳定机制(ESM)是否足够大?

  辛格:防火墙对西班牙是够用的,但是对西班牙和意大利一起就可能不够用了。

  日报:你如何看待银行业联盟?这是不是一个解决危机的可行方法?

  辛格:我认为这不那么相关。我的感觉是,目前的提案只是在银行业联盟的名义下从强国到弱国的财政转移。我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

  日报: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来应对危机?

  辛格:一些国家应该更多思考他们该做些什么。另外,我也不能对欧元区指手画脚。

  日报:目前捷克的债务只占到GDP的40%,你很有资格来对欧元区提些建议。

  辛格:一些国家需要接受更严厉的改革措施。总体来说,欧洲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谈论迈向联邦制,但我感觉欧洲并没有在行动上表现出这样的意愿。例如,在基础设施领域欧洲还缺乏协作,比如我们需要在欧洲铁路网建设上进行进一步合作。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开始做的,但人们并没有看到欧洲一体化的好处。

  财政契约不可能写成宪法

  日报:捷克拒绝签署欧盟的财政契约。你认为这是因为财政契约还太不成熟,还是根本就没有意义?

  辛格:整个财政契约的想法基本上是,从宪法上对各国财政系统进行监督,那么被监督的国家就会开始财政自律。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各国正确的选择。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认为财政契约的问题在于,在宪法上你需要设定一些不允许商议的原则,但又要让这些规定不伤害到经济,而这是不可能的。财政契约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可能写成宪法的。对我来说,这一点很难接受。而且你还要面临很多不确定性,例如衡量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这对于执行构成了很大不确定性。这是一个政治决定,但不是我们的决定。作为经济学家,我认为这难以执行。

  不要高估货币政策的作用

  日报:在你看来,加入欧元区目前为止还是弊大于利,这也是捷克至今不愿加入欧元区的原因。但你们原则上是需要加入的,只是没有最后期限而已。你是否会为此设定一些前提条件,还是加入的计划已经完全不在讨论之列了?

  辛格:目前我们有一个对加入欧元区的评估过程,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并没有改变。技术上我们也在做准备,例如货币流通和汇率等。这个评估过程是有好处的,让我们与其他国家作比较,我不认为这会受到干扰。但考虑到目前欧元区的整体财政状况,我们不太会在短期内考虑加入欧元区。技术上我们也不太可能在2016/2017年之前加入欧元区。

  日报:你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何建议?

  辛格:我不想对中国指手画脚,但我们确实一直在关注中国。我知道,由于政治体系的差异,中国考虑任何事情都要比欧洲长远得多。中国要想清楚,对于资本流动,一旦自由化,该如何监管金融体系,金融体系又会产生何种反应。如果要五年或十年计划来完成资本账户的自由化,那么要做好准备的是,很多事情可能会让你措手不及,你不得不手忙脚乱来应付,到时就会降低可靠度。我很少看到成功的、顺利的、渐进的资本账户自由化过程。因此,风险是巨大的,好处也是巨大的。我祝愿中国成功,中国已经设定了5年内资本账户自由化的目标,但要做到既不半途而废又不加速非常困难。

  日报:我们能从捷克的经历中学到哪些经验教训?

  辛格: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危机主要是缘于所谓“三元悖论”。捷克实行经济转型,但经济出现下滑。在1995年开始自由化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能够渐进地进行改革,结果在两年之内,我们就被迫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这是第一个教训。第二点就是不要高估货币政策的作用,这是我们在2001年和2002年时的教训,我相信这主要是我们自己酿成的危机。第三点,我希望能够让中央银行与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完全分开,减少政府对央行的依赖程度,也不要让央行时不时受政府影响。

  日报:作为央行行长和经济学家,你此时此刻最头疼的事情是什么?

  辛格:我最担心欧元区的情况。尽管我们与欧元区金融体系的感染渠道有限,但实体经济已经深受其累。另一个担忧是欧盟一体化进程,要求将监管和财政权力进一步让渡到欧盟层面,这对于我们而言很难接受,因为我们是债权国和储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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